自从得到账本之後，盛长桢翻看了其中的记录，发现不少朝中大员涉入其中。涉案之人中，职位最高的，赫然是当今工部左侍郎商冶。
堂堂正三品的大员，居然也牵扯其中。根据账本中的记载，朱贵每都会输送一大笔财物给商冶。
大周朝的官矿都属工部管辖，其直接管辖人，正是左侍郎商冶。
商冶与禹州三人组结成利益关系之後，所有来自京中和朝堂上的压力，就都由商冶代为承担。
难怪矿山一事能捂了这麽久的盖子，原来有商冶为他们保驾护航。
这不就是监守自盗麽，盛长桢看完账本也是十分震惊，对矿山案有了更深的思量。
盛长桢手中人证物证俱全，但还是得由朝廷来查清此事，得出公论。
如果直接把证据呈报上去，商冶必然从中作梗，拖延时间，给禹州三人组通风报信。
一旦李监他们有了准备，说不定就会选择断尾求生，遣散矿工，销毁各种证据，对盛长桢的指控抵Si不认，此事就会变得更加棘手。
到时候朝廷再派钦差下来查案，必然迁延日久，说不定还是照样无功而返。
有了这样的担心，盛长桢就重新考虑起顾廷烨的提议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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